在法院门口等待开庭的徐枣枣

（图源：界面新闻）

2019年12月23日，全国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案件的原告是31岁的单身女性徐枣枣（化名），她希望在自己现阶段最适合生育的时期取出卵子并冷冻保存，将来有结婚生育的意愿时避免缺憾。但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以不合法为由，拒绝了她的请求。

本案掀起了互联网上“单身女性冻卵是否应该成为一种法律权利”的争论。而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关于“单身女性冻卵”的话题也再次引发了公众的热议。

（截图自新闻标题）

全国政协委员彭静女士呼吁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建议允许符合特定技术条件的单身女性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给予女性生育平等的选择机会”。然而，全国人大代表孙伟女士却“建议禁止单身女性冷冻卵子”。

这两份截然不同的提议再次将“冻卵”这一话题推上了互联网的风口浪尖。在社会热议的背后，是一系列关于女性生育权的问题：单身女性是否具有生育权？冻卵技术真的能给女性带来生育自由吗？这一技术的发展是否真的能推动性别平等和社会公平？

01

她们为何选择冻卵

“冻卵”是指在女性卵母细胞质量较佳的年龄，人工提取成熟的卵子并冷冻保存，等到将来想生育的时候再解冻卵子，通过体外授精技术配成胚胎后植入身体，以达到生殖目的。

卵母细胞冷冻

（图源：Getty Images/Science Photo Library RF）

近年来，冻卵日益成为一种“生育保险”。在政策允许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通过冻卵技术保护自己未来的生育力，避免想要生育时的缺憾。这一选择的背后，是女性的“伴侣焦虑”和出于职业发展规划的长远考虑。

根据英国生育治疗与人类胚胎研究的独立监管机构的数据，2012～2016年间，在伦敦女性诊所进行冻卵的女性中，有77%处于单身状态[3]。一项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与伦敦生殖与遗传健康中心联合开展的研究表明，2008～2018年间，对女性冻卵的抉择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当下没有伴侣”，影响率高达31%。在出于非医学原因进行冻卵的女性中，约有71%的女性表示“没有伴侣”影响了她们的决定[4]。

卡罗琳是一名现居伦敦的律师。在保持三年的单身状态后，将近40岁的卡罗琳开始认真地考虑冻卵。“我似乎已经能听到自己的‘年龄时钟’在滴答滴答地响”，卡罗琳说：“所以我希望能够花钱冻卵，给自己换来一些时间，因为我不敢保证自己是否很快就能遇到那个我愿意与之共同抚育孩子的人。”

另一位英国职业女性萨拉的感情关系终结于40岁，她开始恐惧自己是否再也不能拥有孩子。“成为母亲是我内心绝对的渴望，然而，我并不希望仅仅为了生孩子，就匆匆忙忙地开始一段关系。我希望能和自己真正爱的人一起去实现这个愿望。”[3]

卡罗琳与萨拉是许多选择冻卵的女性的典型代表。她们选择冻卵，是因为处于单身状态的她们暂时还没有遇到那个她们愿意与之共同养育孩子的人，也并不愿意匆忙出嫁。

从这些案例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冻卵行为背后的“伴侣焦虑”。幸运的是，冻卵后，女性的这种焦虑感似乎也被“冷冻”了。41%的受调查女性表示，冻卵后，生育给她们带来的压力与紧迫感有所缓解[4]。此外，在回到诊所或医院解冻自己先前冷冻的卵子的女性中，大约有一半的女性（47%～56%）找到了伴侣。

由此可见，冻卵不仅是一颗“定心丸”，同时也延长了女性寻找伴侣、结婚生育的时间窗口期。

徐静蕾谈冻卵的原因

（图源：腾讯网）

除了“伴侣焦虑”，另一个重要因素也影响着女性冻卵的选择——职业生涯发展。

女性的最佳生育时间大约在25～30岁之间，而这个年龄段又恰恰是许多女性打拼事业、追求职业发展的年龄。为了维护职业生涯的发展，很多女性不得不推迟结婚和生育的时间。然而，女性卵子的质量会随着人体的衰老而下降，直接影响女性孕育后代。因此，对于许多30～40岁、经济条件相对富裕的未婚女性而言，冻卵似乎为她们提供了一种推后生育年龄、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可能。

一项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调查显示，约有50.2%～63%的女大学生愿意为了职业目标而考虑冻卵[11][12]。相比于这些年轻女性，年龄较大的女性更少因为追求职业发展而选择冻卵，这可能是因为她们在这个年龄阶段已经达成了自己的职业目标[4]，而年轻的女性则面临着更大的职场晋升压力。

这是否也意味着，在相互重叠的职业上升期与最佳生育期面前，许多女性难以兼顾，只能二择其一？而冻卵，会是这个两难选择的完美解决方案吗？

（图源：纪录片《冷冻卵子》）

02

冻卵的风险与代价

冻卵为单身女性提供了一份“生育保险”，但风险与代价也随之而来。取卵过程中可能造成的伤害、不高的成功率、大龄生育的种种隐患、孩子的健康水平和高昂的费用开支，无一不是选择冻卵的女性需要考虑的问题。

冻卵的第一步是收集卵子。目前反对单身女性冻卵的一大原因便是，单身女性冻卵需要人为服用或注射激素，取卵过程会对女性的健康造成一定损伤。在辅助生殖的过程中，为了获得较多的卵子进行保存，女性需要进行促排卵治疗，这一治疗过程可能引发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取卵手术也可能造成临近脏器损伤、盆腔粘连等问题[13]。

针对这些可能引发的健康问题，医疗程序中也设置了相应的预防措施。例如，英国的医疗程序要求女性在注射促排卵激素之前，必须完成身体检查。在检查中被认为有高度风险患上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女性，接下来注射相关激素的剂量将是其他女性的一半[4]。尽管如此，取卵过程中健康受损的风险始终存在。

取卵手术流程

（图源：一健康）

除此之外，将冷冻的卵子复苏并成功怀孕的可能性不高。在“解冻卵子-精卵结合-形成胚胎植入母体”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存在失败的可能。美国生殖医学会和辅助生育技术学会2013发布的指南显示，一个冷冻卵子从复苏到最后怀孕的成功率仅为4.5%～12%[15]。

与此同时，取卵时女性的年龄依旧影响着卵子的质量。帝国理工学院与切尔西和威斯敏斯特医院联合进行的研究显示，在36岁以下的女性中，成功从“冻卵”得到“新生儿”的比例是8.2%，而在36～39岁的女性中，这一数据则下降到了3.3%[3]。

“冻卵-新生儿”概率预测模型

（图源：论文《Predicting the likelihood of live birth for elective oocyte cryopreservation: a counseling tool for physicians and patients》）

上图是一项结合女性年龄与取卵数量来预测“冻卵-新生儿”概率的数学模型[16]。图中，纵轴表示“至少得到一个活产婴儿的概率”，横轴表示取卵数量，不同颜色的曲线代表不同的取卵年龄。

从图中可以看到，随着取卵数量的增加，冻卵成功存活并成为新生儿的概率会升高。而女性的年龄越大，要想达到与低年龄女性相同的活产概率，就需要增加取卵数量。数据显示，为了使生育一胎的成功率达到75%，一个34岁的女性需要冷冻10个卵子；37岁的女性需要冷冻20个；而42岁的女性需要冷冻60个才能达到同样的成功率[18]。然而，每一次能够取到的卵细胞数量因人而异，女性的每一次取卵都将伴随着健康受损的风险。

最后，即便女性最终找到了终身伴侣、决定解冻这份“生育保险”，尽管卵细胞的质量可以保证，但她们还是要亲身经历怀孕到生产的全过程。众所周知，高龄产妇在怀孕和生产过程中将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患上各类妊娠并发症[4]。

除此之外，医学研究也考虑了冻卵对于新生儿成长的长期影响。研究显示，新生儿的平均体重、先天性畸形概率和自然生产、新鲜卵细胞人工授精的数据没有显著差异。但是，现有研究的样本量较小，并不能完全排除冻卵可能给新生儿成长带来的长效影响。2019年一项针对丹麦1996～2012年出生儿童的研究显示，相比于自然生产的孩子，通过冷冻卵子与试管受精结合出生的儿童，癌症发病率显著提升，从每10万人中17.5例，提升至每10万人中44.4例[17]。因此，冻卵对于新生儿的长期影响依然存在隐忧。

（图源：Pixabay.com）

除了母亲与新生儿面临的健康风险，高昂的费用开支也是冻卵需要付出的代价。在美国，一次冻卵要花费约1.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万元），相当于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1/5。在英国，一次冻卵费用约占家庭年平均可支配收入的10%～20%。

英国《卫报》曾经采访过一些选择冻卵的女性。其中，有人收入可观，完全能够负担起一笔冻卵的费用；有人暂时还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正在努力攒钱；还有人在年龄、冻卵成功率、经济压力的多重压力之下，选择了信用卡与借贷的方式支付这笔费用。

“医院有时并不能给出一个定额的费用预估，因为这取决于你的用药与冻卵程序的进展，以及你对药物、医疗程序的身体反应，”卡罗琳说，“你可能需要接受一些预估之外的费用，倾你所有去换来成功。”[3]

03

那些选择冻卵的女性，

她们后来怎么样了？

面对这些风险和代价，那些选择冻卵的女性，她们的生活是否因为这一决定发生了改变？她们是否感到后悔？

萨拉冻卵时42岁，没有伴侣。在冻卵前她了解到，在她这个年龄，冻卵的成功率非常低。但是，她一点也不后悔冻卵的决定，“而且在那之后，我遇到了一个人，一个我也许会在不远的将来，试着和他一起要孩子的人。”[3]

正如萨拉一样，许多女性在充分了解冻卵的风险之后，仍然选择了冻卵，并且丝毫不感到后悔。研究显示，83%的女性在前期咨询中已经了解了冻卵失败的几率，72%的女性知道高龄生产更有可能患上妊娠并发症。即使如此，仍然有91%的女性表示自己丝毫没有悔意。而在余下的7人中，6人表示“有一点后悔”，1人“非常后悔”，后悔的原因包括“费用开销大”、“取卵数量少”、“不够充分的医疗咨询”、“缺乏书面信息”、“过大的副作用与并发症”、“怀孕失败”，以及“当初没有更早冻卵”[4]。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这唯一一名“非常后悔”的女性身上。她后悔的最主要原因是“怀孕失败”以及“费用开销”。她在38岁时冷冻了18颗卵子，尽管活产成功率量表显示，她有75%的概率能够通过冻卵成功怀孕[4]，但她最终还是失败了，同时耗尽了自己的积蓄。

她并不是一个人。研究显示，在那些回到医疗机构解冻卵子的女性中，超过半数的受调查者（>57%）同样掏空了钱包也没能换来一次成功的怀孕[4]。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冻卵的风险与代价超出了她们的承受范围。

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工作的压力等诸多因素将“冻卵”这一选择推到了女性面前。医疗广告许诺的幸福也许是真的幸福，但其背后却也隐藏着重重的风险与高昂的代价。

“你后悔冻卵吗？”那些肯定的回答令人心碎，否定的回答似乎又彰显着自由的意义。这些交错的复杂与两难让我们无法对于“我国是否应当开放单身女性冻卵”问题给出一个简单的支持或反对的态度。

“开放”或许是生育自由与生育权利平等的昭彰，但“禁止”会是对女性健康和财产的保护吗？这些问题依然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与思考。

（图源：《卫报》，Liz McBurney）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