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领域的高科技手段总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讨论，甚至质疑、谴责。基因编辑如是，冷冻卵子亦如是。

2018年下半年，某公司内部推出一项福利--为中高级女性管理者提供10万元至200万元及7天年假，使她们能享有冻卵等高科技辅助生育福利。而今，首批女员工已赴美冻卵。

而“冻卵”的概念在徐静蕾、叶璇等女明星的加持下不断走热，有人将其视为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医疗资本市场的利益诉求。而当“冻卵”和“中高层女性管理者”联系在一起，有人困惑，“怎样的工作压力才能让职场女性掷重金冻卵”；更有人质疑：将“冻卵”作为员工福利，究竟是对她们的解放，还是更深层次的控制？

决

定

我

的

自

由

下决心冻卵的那一刻，陈白（化名）浑身发抖，大哭一场。

“当你找到自由的时候，就会觉得之前过得太苦了”，她对记者形容，那是一种如释重负，又心疼自己的感觉。之后，32岁的陈白给自己起了个网名，注册微博，开通公众号，还在知乎频频发帖。一切都围绕一个主题：冻卵。

在动了冻卵这个念头时，陈白已经在香港独自打拼了四年。为了能在这个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站住脚，她没日没夜地工作，顾不上谈一段认真的恋爱，也没时间应付相亲。直到有一天，她突然陷入了难以言明的恐慌。

彼时，知名演员徐静蕾还没有公开去美国冷冻卵子的经历。也还要再过一段时间，“冻卵”这个新词才会真正进入大众的视界。

“冻卵”，顾名思义就是冷冻卵子，在医疗范畴里属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下的一个项目。“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时年41岁的徐静蕾说。

继女明星冻卵后，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做出了跟陈白同样的选择--趁着卵子活力还不错，先冻一批再说。如今，这甚至成了一些大公司的员工福利。往远了说，Facebook和苹果公司，往近了说，今年7月，携程也宣布为中高级女性管理者提供10万至200万元津贴及7天年假，让她们去享受冻卵等高科技辅助生育措施。

陈白本打算今年年底就去美国冻卵，如今反倒不急了，觉得再等个半年、一年都不要紧。对于她来说，这颗“后悔药”意味着她终于不用畏惧年龄的束缚，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了，“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精彩之处，我是自由的。”

禁

忌

辅

助

生

殖

之所以选择赴美冻卵，一是因为美国的冻卵技术相对成熟，二来相关规定也较为宽松。单身女性冻卵、甚至代孕，都已经形成了非常完善的体系，只要身体状况允许，几乎不会遇到阻碍。取出来的卵子想存多久也都没问题，10年，20年，只要按时支付储藏费--约为每年500美元，大多数有稳定收入的女性都能承担得起。

至于内地，相关规定则较为严苛：健康的单身女性不能冻卵。即使基于“医疗原因”冷冻了卵子，也必须是已婚身份，身份证、结婚证和准生证三证齐全，缺一不可。

可一纸规定不会让单身女性消失，也不会平息她们婚育的危机感，自2016年初开始，涉及境外生殖辅助的医疗中介井喷般出现在各大一线城市，初具规模的已有十余家。而这种市场化便捷，让冻卵变成了一个花钱就能买到的服务--相应的，目的也越来越不“严肃”。

在一家健康服务机构，28岁的北京女孩多多已经完成了冻卵前的体检。某种意义上说，多多也是一名职业女性。尽管她拒绝“女性”这个称呼，说自己“只是个女孩”。多多学了4年服装设计，回国开了淘宝店，她既是店主，也是设计师，还身兼模特。

有着众多粉丝的多多很忙。不同于大多数女生到了年龄的“自我醒悟”，最早催促多多去冻卵的，是她的妈妈。“我妈希望我结婚，但她觉得现在大家都晚婚，所以最好还是先冻一下，因为30岁以前的卵子会更优质。”多多这样解释。

多多本人对结婚没什么执念，但希望以后能有个小孩做个伴，解解闷儿。虽然想要小孩，多多可不想体验生孩子的过程。女友曾告诉多多，分娩的那一刻，感觉自己在和两万年前的原始人同呼吸共命运，仿佛和远古融为了一体，因为无论文明怎么发展，孩子都是那么出来的--“我觉得那太可怕了！”多多用夸张的语气感叹道，“人权呢？现代性呢？全都没有了！”

如此一来，求助于“更现代性”的冻卵技术成了多多唯一的方案。她还打算带着自己的卵子，去合法的国家找人代孕。她计划得很清楚：如果那时还单身，就去找精子银行，中国人外国人都无所谓，“长得好看就行”；有稳定的爱人当然更好，可以直接用他的精子人工授精。

技

术

冷

冻

卵

子

如果去美国冻卵，首先选择一个生殖机构。在那里，将给你打促排针，在一到两周的时间里，等卵泡发育成熟，然后打破卵针，促进卵泡排卵。最后一步是手术：医生会用一根细针刺进卵巢的每一个卵泡里，把她卵子吸出来。若是不算储存费，美国一轮促排和取卵的费用约为1.6万美元。

可即使是最爱自吹自擂的专家，也不敢打下包票，这1.6万美元一定能让此刻冻卵的女性在彼时成功生育宝宝。用医生的话来说，“只要是医疗行为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具体到冻卵一事，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技术限制和卵子本身质量的影响。

从技术角度来说，冻卵本身不难，只要取出来，在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里安静放着就行。难就难在解冻卵子。据医生解释，作为人体最大的细胞，卵子是高度液态的，在冷冻过程中会形成冰晶，而冰晶会使卵子在解冻时开裂。20世纪90年代末，科学家们发明出了新的“玻璃化冷冻法”，解决了卵子“被冻裂”的危险，可这个技术，需要操作者拥有相当的技巧和精准的判断，并不容易。

英国《卫报》在2017年的报道中就曾经讲述过一个出师未捷的冻卵故事：一个名叫布丽吉特·亚当（Brigitte Adams）的女士在39岁时冻下11个卵子，而当她45岁打算生育的时候，却发现只活下来一颗，而使用它受精怀孕后，还不幸意外流产。

不过，即使亚当女士的11颗卵子全都完好无损，她45岁的那场受孕也未必就能一帆风顺。从理论上来说，冷冻的卵子越多，就越可能成功生育--前提是卵子质量过关，而39岁已属高龄。最近数据显示，为达到相同的成功率，34岁的女性需要冷冻10个卵子，37岁的女性需要冷冻20个，而42岁的女性需要冷冻60个。

解

放

生

育

自

由

正如几乎所有新技术在商业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一样，人们的忧虑并不只针对其技术缺陷，尤其是冻卵这样一个涉及性别、又涉及未婚生育的敏感话题。对它潜在伦理风险的担忧，有时甚至会压过对技术本身的讨论。

对于逐渐普及开的冻卵，在一位任职于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研究科学技术哲学已有多年专家看来：姑且不论成功率如何，单是“冻卵解放女性”一说，就值得商榷；说得激进些，那甚至可被视为一种对女性更深层的控制--比如说，公司老板是否可以以提供“冻卵福利”为名，要求适龄女员工暂时放弃生育？

“职场女性的生育困境似乎是一个理由，但这个理由背后的预设是，现在影响女性就业、上升的制度是合理的。所以要在不改变大制度的前提下，利用技术改变自己，再去适应制度。”“可是，女性的事业上升期为什么只能是二三十岁、正好和黄金生育年龄撞车的呢？”

与此同时，在他看来，生育不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还涉及后续孩子抚养、家庭结构等问题，在没有配套设施的情况下，只放开第一步，一不小心就会乱套。和先前大多数受访者相反，这位专家倾向于谨慎开放冻卵，因为“真正不得已的人群--比如有医学需求的人--其实是极少数的”。若是不加甄别地全面放开，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滥用，而这种滥用与其说会为女性赋权，不如说会更听从医疗市场资本的利益诉求。

况且，“生育时间选择权”的回归，真的是对女性生理宿命的深刻解放吗？《彭博商业周刊》2014年的一篇封面文章曾做出回答：未必。作者艾玛·罗森不拉姆（Emma Rosenblum）发现，女性选择冻卵最主要的原因是她们尚未找到伴侣--纽约大学生殖中心的一个团队曾对183位冻卵女性进行调查，发现只有24%是出于职业考虑，而88%都提到她们还没有伴侣。换言之，即便有冻卵这个技术，女人们还是把结婚生子当作自己的“任务”。

更何况，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期待的资格--冻卵成本不低，贫穷的女性承担不起。“冻卵真的能改变我的人生吗？”罗森不拉姆在文章中发问。若把这个问题抛向整个女性群体，答案或许会让人灰心。但在个体层面上，冻卵对于做出选择的每一个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意义。

至少，陈白觉得自己过得潇洒、自由多了，尽管她还徘徊在冻卵之路的前半程；至于多多，她从来没想过这事有什么深刻的社会意义，也不愿意被虚无缥缈的伦理捆绑：“我想让自己的基因走下去，因为现在的人都太无聊了，我想要教育出一个像我一样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