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陈怡含

编辑丨陶若谷

“你有没有想过，推动政策的改变可能比积攒去国外冻卵的资金还要慢一些？”北京朝阳法院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里，有人抛出这个问题。徐枣枣被媒体围住，对着镜头说：“有这种可能性，但我希望我的卵子还能再等一等。”

徐枣枣是一名31岁的单身女性。12月23日上午，“国内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案”在北京开庭。2018年末，徐枣枣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咨询冻卵事宜，经检查，医生确认她的身体状况符合冻卵要求，但根据国家规定，医院无法为她提供冻卵服务。之后，她将医院告上法庭。

医生所说“国家规定”是指，原卫生部2003年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关于这场诉讼，被告方除了强调按《规范》办事，还从取卵手术对女性身体的伤害、复苏卵子的失败率以及可能涉及的代孕风险等角度辩护。徐枣枣代理律师于丽颖表示，希望诉讼能有一些政策倡导的意义：“毕竟《规范》制定的时间很久了，已经不太适合现在社会的发展需要。”

徐枣枣也希望成为政策研究论证过程中的一个样本。现在的她，每天背20分钟英语单词、准备考社工证、学心理学，这些事优先级都高过结婚生子。也许未来想法会变，但冻卵这件事，“至少把我的烦恼延迟了5年，让我觉得，没有完全放弃拥有一个孩子的可能。”

庭审结束， 徐枣枣在北京朝阳法院门口接受采访。（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以下是她的口述：

“医生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孩子重要”

早在几年前，我就觉得冻卵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先是看到徐静蕾在美国冻卵的新闻，就知道现阶段不想生育的女性可以保留一些所谓“黄金时期”的卵子，留一剂“后悔药”。后来，国内一家大公司为女性中高管推出冻卵福利，提供去国外冻卵的基金和假期。但当时觉得离我都比较遥远，好像只有明星或中高管才有条件。

随着年纪增长，我的职场焦虑出现了，也越发感受到养老问题，开始认真考虑冻卵，为未来的人生保留一个选项。

去国外冻卵经济压力很大，泰国便宜点，可能要十万多，美国要接近二十万。北京的生活成本这么高，怎么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我曾在新闻上看到，国内有医院给一些特殊个案提供冻卵服务，便宜得多，就想能不能在国内做？

大家都说好像国家规定不可以，但没有谁非常确切地说自己尝试过，怎么被拒绝的。我反倒看到吉林省有一个条例，可以向决定不结婚的女性开放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我想，会不会是各地的标准不同？要自己去问一问。

（注：《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八条，达到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我咨询了几家医院，有些医院明确告诉我，生殖科在挂号时就要确认已婚身份，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没有主动提到“已婚”，只说他们有冻卵先例，可以过来和医生聊一聊。当然，这个先例应该不是指单身女性。

去年11月14日，我第一次去医院面诊。接待我的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医生，我开门见山说：咱们这能冻卵吗？我现在没有结婚，但我觉得以后可能想要生孩子。

医生开始劝我，以后也要生，不如现在生，大龄生育不好，还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如果能重新选择，她宁可早几年生。我说，现在不能结婚，事业对我来说比较重要，还想再干几年。然后她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孩子重要。

她态度很温柔，感觉是关心我、为我好才说这些，但我还是觉得不太得劲儿（舒服）。

她提议先检查一下，如果身体不错，考虑一下尽早自然生育。我去检查了，卵子很健康。我问：现在保存卵子是不是很适合？我能不能冻卵？她态度良好地拒绝了我，说虽然医院的条件很成熟了，但国家有规定，单身女性不能冻卵。

徐枣枣借开庭契机，给法律界、医疗界、教育界、传媒界等63位人大代表寄信，希望他们在大会上提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医院出来后，我很窝火，万事俱备只欠一个政策。当时并没有想到起诉，只想着，公立医院不能冻卵已是板上钉钉，再问问别的途径。

我后来去了一家做辅助生育的中介，对方告诉我国内给单身女性冻卵不合法。国外冻卵的各种套餐，真的很贵，不是我能独立承担的。如果国内能做（冻卵）该有多好。吉林有那么好的政策，但十多年来却没有一个成功案例，其实蛮可惜的。

（注：媒体曾报道一名单身女性向吉林4家医院申请使用辅助生育技术，均被拒绝，理由是2003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出台后，2002年颁布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就自动作废。）

冻卵，是我现阶段很想做的一件事。今年2、3月份，我遇到了关注单身生育的律师、医生和学者，开始考虑诉讼。起诉的代价不小，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成功率也不高，但如果不把所有的方法都穷尽，我总觉得不死心，过几年可能会后悔。国家不是说在研究论证嘛，我就给他们提供一个样本。

（注：卫健委（原卫计委）在2017年答复人大代表提出的“开放对单身女性生育权限制”建议时称，“通过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单身女性生育权做出具体规定，还需要深入研究论证”，下一步将广泛深入调查，积极做好可行性研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单身女性合法权益。）

我的诉求很明确，就是希望医院给我提供冻卵服务，如果不能冻卵，也要给我一个交待，比如向上级部门表达我的需求。我想要自由选择的权利，冻了卵，未来也不一定会选择复苏（冷冻的卵子），但如果连做这道选择题的机会都不给，我肯定是不愿意的。

而且国家是允许单身男性冻精的，这就更不公平了。

（注：《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规定，男性可以“出于生殖保险目的”冷冻精子，并未要求已婚。原告起诉书显示，徐枣枣认为医院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有关男女平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等规定。）

能立案已经是巨大惊喜。最初的案由是“医疗合同纠纷”，我和律师去过两次立案大厅，都没有成功。第一次，工作人员说有个类似的案子正在高法讨论，让我们等一等。第二次换了个人，说那个案子原告是丧偶女性，不一样。她说：“现行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肯定要按照现行法律来判决，你很难胜诉的。”

后来，律师把案由换成“一般人格权”。那时我已经有点疲了，就没去立案大厅，没想到收到了立案通知。

12月，徐枣枣收到法院的传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外界总在提醒，

眼看30岁了，你到底拥有什么？”

二十五六岁的时候，父母非常关注我有没有男朋友。对方靠不靠谱？打算几岁结婚？几岁生孩子？

他们要求我有一个具体规划，好像这样才是“对自己负责”。他们曾经给我介绍对象，用的还是蒙骗的方式——不说相亲，到了吃饭的地方，却发现有个男生坐在那里。我也做过一些斗争，不接电话、故意失联都有过。

我的姥姥、姥爷都在北京，我刚到北京工作的时候，总去探望他们，和亲戚一起吃饭。后来我发现那是一个不友好的环境，连小我16岁的妹妹都会问：“你有没有男朋友？你什么时候结婚？” 渐渐就不再那么频繁探望了。姥爷和我父母说：“是不是因为总问结婚的事情，所以她不爱来了？”

和父母沟通，他们会用长辈的经验和孝道来压，但我觉得自己是成年人了，应该是成年人和成年人的方式沟通。被母亲一次“连环问”弄得非常烦躁后，我就暗下决心：为了扭转谈话中的权力关系，下次我一定要主动一点。

她再打来电话，我没等她开口就反过来问：“你最近怎么样？去跳广场舞了吗？瑜伽学得怎么样了？怎么又没去，不是报了名吗？” 我批评父母没有坚持锻炼或者不舍得给自己花钱，他们好像变成了一个小孩，被人关心，而我也掌握了一些主动权。我也会分享工作上的进展，让他们知道，我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独立的形象了。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反逼婚。有了平等沟通的前提，我也和父母推心置腹地讨论了对婚姻与家庭的看法，看到相关的文章，我也会转给他们。我会说，你觉得自己的婚姻非常幸福吗？生我之前你们考虑清楚了吗？有没有想过有了孩子之后，自己的空间会变得越来越窄？

虽然他们总会转移话题，没有给过我什么答案，但他们也能意识到，婚姻与家庭并不完美。在那之后，他们确实没有特别多地催我了。

徐枣枣到邮局给人大代表寄信。（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别人曾经问我，你想找个什么样的伴侣？我想了想回答：“我想找一个不焦虑的。”

在北京生活的外地人都很焦虑，同龄人里很难找到不焦虑的。29岁那年，我也对自己的青春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之前我以为自己不会这样，但29岁好像真的是一个坎，外界总是在提醒你，眼看30岁了，你到底拥有什么？

那时我得到了一次小的晋升，感觉在职场还大有可为。我是做新媒体的，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我完全想象不出10年后会是什么样，所以我希望发展更多能力、积累更多资源，哪怕几十万粉丝的账号一夜之间倒了，我还可以再做起来。

一些朋友生了孩子之后，生活轨迹就被固定，她们的困境好像就是——老公爱不爱我，孩子乖不乖，过两年要不要生二胎，再过两年孩子上学怎么办，怎么跟老师搞好关系。

我看过不同的人在半夜发一条纯文字的朋友圈，抱怨老公不够顾家，在育儿上不够努力，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删掉了。也有人不止一次跟我说，羡慕我一个人自由自在。尤其是生了二胎的，觉得自己很难回到职场，做微商的大有人在。

那样我会觉得好不甘心，我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好奇，还想了解一些新领域、学习一些新技能、尝试一些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我问过很多人：为什么想要生孩子？

有人说真的喜欢小孩，一看见别人家小孩就走不动道，我不一样，我是看见别人家的猫走不动道。有人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缺乏新的刺激，就把孩子当成夫妻关系的粘合剂。去咨询的时候发现，有不少女性求助辅助生育技术是为了挽回出轨的老公。

我也经历过一次比较严肃的分手，确实也考虑过结婚生子。但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只是在一个很动荡、很缺乏安全感的时期，不由自主想抓住点什么。人们无法永远依靠外界来消解对安全感的渴望。

生孩子是一件很郑重的事。你想要养个猫，还会提前去论坛查查，去贴吧看看。但很多人在生孩子前并没考虑那么清楚，也没有认真学习过，更多的是被所谓婚恋生育文化的时间线推着走。

我的父母应该就没有。他们的教育是比较打压的，而且会把工作情绪带到家里，导致我在青春期就特别不自信，总是察言观色，想取悦别人。将来如果我养了一个孩子，一定要跟父母做相反的选择，让TA做自己喜欢的事，用一种很好的方式跟TA沟通。

现在我愿意把其他事情排在生孩子的前面，证明我还没有做好生孩子的准备吧。孩子一定要是被欢迎的，最好还是在计划内。

上周，借着开庭的契机，我给法律界、医疗界、教育界、传媒界63位人大代表寄了信，希望他们提案。开庭前，我已经收到4封退信，预测还会有一些。不过信的内容已经公开，现在媒体关注度这么高，就算他们收不到信，也总得上网。这本来就是大海捞针，有一两封得到回应就很不错。

从着手起诉开始，这件事的过程就已经重于它的结果。如果结果不好，我会难过，但也会接受。我觉得国家开放单身女性冻卵是早晚的事儿，就看我能不能赶上。即便败诉，我暂时也不会考虑出国冻卵，除非我一夜暴富。

（文中徐枣枣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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